第129章
宋子文在会上数度声明，此次联合国会议实际上不可能讨论危害世界和平的一切特殊问题。他还说：朝鲜问题已在开罗会议中解决；至于主体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一事，已在中国未参加之雅尔塔会议决定；大西洋宪章并无种族或信仰之区别等等。当印度记者一定要询问大西洋宪章是否适用于印度及其他亚洲民族时，宋子文答称：“此一问题，最好去询问拟订大西洋宪章之国家！”
菲律宾记者问：中国对于菲律宾独立持何态度？
宋子文回答：“中国深以得与菲律宾为兄弟之邦为荣。”
记者询及日本对于中国之和平建议时，宋子文称每次日本提出议和时，中国均告日本：“请与联合国言之。吾国乃联合国之一分子，不能与汝等单独谈判。”
有记者问：“战后日本是否将获准加入国际机构？”
宋答：“吾人希望日本能补过，不再从事全国性之切腹。”
记者问：“战后中国对于日皇将如何处置？”
宋答：“吾人望在俘获日皇之前，此一问题已先解决。”
记者问：“中国对于惩处战争罪犯及构成战犯之条件，有何见解？
宋答：“此并非和平会议，战争罪犯并非本会议讨论范围。”
记者问：“击败日本需时几何？”
宋答：“余亦希望获知此一问题之答复。”
记者问：“日本是否有领袖可能领导战后日本走人联合国家之途径？”
宋再称，“余之不幸经验，并未使余获得任何指示”，并说他亦希望此种领袖能够有出现。
在招待会上，顾维钧、王宠惠等人还回答了中国对于国际托管制度、国际法院及其他有关问题。
随即又有记者问：“中国是否期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宋子文答：“余答复此一问题将冒犯余之好友莫洛托夫君。”
记者最后请宋子文评论希特勒之死？
宋简明扼要地说：“独裁政治有其容易死亡之道。墨索里尼之死、希特勒之死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记者招待会是宋子文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举行的。当时宋子文身着深蓝色便服，话里夹杂了时髦的美国语调，所以深受记者欢迎。与宋子文坐得最近的是顾维钧，宋氏向他征求的次数最多；而遇有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则由王宠惠致答。王挺直身板，戴着一幅宽边眼镜，颇像一位法官。当时吴贻芳女士身穿朴素庄严的中国黑旗袍并围一条白色的颈巾。。胡适、胡霖则保持缄默坐在旁边一声不吭。中共代表董必武笑容满面，遇有直接有关问题，则从容作答。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此次记者招待会，当时给各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一旦措词不当，就可能引起盟国的反感；如不答复又给人以态度暧昧的印象。而中国代表的回答，一般印象令人感觉中国既坚持公正的立场，也期望与各盟国合作。
此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的另一表面印象则是，中国内部正趋于团结。一位英国记者对《大公报》记者说：
“今日所见情形，达成一个团结的中国似非难事。”
然而，外国记者当时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派出了联合代表团，但对中共派出的代表却百般挑剔，故意刁难。当时只允许董必武一人为代表，随行秘书为章汉夫、陈家庚；并处处加以防范，制定所谓宣传对策，甚至对中共代表的经费来源是否有美方团体资助也要“密加详查”。董必武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并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战绩；同时阐述中共的基本政策，给在美华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种种造谣和诬蔑。这些情况，彼时外国记者在宋子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然是看不出来的。
总之，那一次记者招待会是相当成功的。它成功地显示了宋子文的外交家风采。
4．赴苏使者--拒绝“外蒙独立”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在国际事务的圈子内敌我阵营分明，战争使反法西斯同盟中国与国之间团结空前，友谊益增。可是过分的亲近，结果也容易惹出麻烦来。
应该说，苏联自沙俄时代起，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特别是东北及其它地域的领土主权，即早有非分之心。
而当时，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26个同盟国之一，在完成对德战争胜利之后，本该无条件地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可是苏联却偏不。在帮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那种并非出以公心、出于友谊、出于同盟之友的非分之心，再次融了进去，甚而以抗日作为交换条件提到桌面上来。当时，这令蒋介石和宋子文头痛万分。
落后就要挨打！此语的确颠扑不破。
早在1943年英、美、苏三国首脑德黑兰会晤期间，斯大林就当着美、英首脑面前叫苦不迭，说苏联要承担起远东国际事务的重任来，却没有一个不冻港口。实际上他早已看好了中国大连的不冻港。罗斯福深领其意，遂以国际领袖之身份，保证战后让大连成为世界自由港，且由他去与中国政府商量。当时，罗斯福以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应该是会答应的。
待等到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秉承罗斯福之意访华，并向蒋介石提到了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的要求以及罗斯福提出的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建议。
当时蒋介石一听愣住了，许久没有说话。
华莱士又说：“我此次来华，就是要解决蒋主席与苏联的矛盾。苏方不好提出来，由我们第三方提出来。请您给予考虑。”
蒋介石笑了：“这样办吧，就由贵国充当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中介人吧。中国吃亏也吃到明处。”
华莱士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这是你们双方的事。我虽乐意成全，但不能做中间人。”
“你不做中介人，这事不好办！”蒋介石最后向华莱士表明立场。
于是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转眼时间又过了半年，苏联完成了对德作战的胜利。当时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首领之一，遂向苏联提出：苏方应就地由中国东北三省转入对日进攻。此时斯大林便向美国驻苏大使朗里曼先生解释说：“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任务是有条件的。我想这一点贵国总统是不应该不知道的！”
“请阁下再重复一下，以便我向总统汇报。”朗里曼先生十分慎重地再问一句。
斯大林只好明说：一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二是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三是租借中东铁路；四是承认外蒙现状，保持外蒙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于是“球”就这样被苏联踢给了美国。
1945年2月4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会晤中三国首脑秘密地对苏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共识，进而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人们常称的《雅尔塔协定》。
其中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其条件是：外蒙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千岛群岛交还苏联等。当时协定虽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和南满路等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促使该项内容得到中方同意，从而使苏联的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则表示准备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协定是一个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与，然而却事涉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三大国之间的协定。
显然这个决定应该是无效的。说得严重一些，它是几个大国借一己私利而出卖他国主权。可见中国当时虽然作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实际上还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对此，蒋介石心中亦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他当年内外矛盾重重，寻个靠山不容易，所以他不敢轻易与美英等大国“翻脸”，也没有实力“翻脸”。
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曾隐约知道美、英、苏背后干了什么勾当，但并不十分清楚内幕，便急于了解情况。于是，蒋介石把宋子文找来，给他面授机宜。
1945年3月6日，宋子文致电华盛顿转当时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总统。但美国方面的答复是：罗斯福总统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间的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有效地商议；此外在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就这样，美方拒绝了宋子文的赴美计划。
接着宋子文又于同年的3月10日急电罗斯福总统的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即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里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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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记者问：中国对于菲律宾独立持何态度？
宋子文回答：“中国深以得与菲律宾为兄弟之邦为荣。”
记者询及日本对于中国之和平建议时，宋子文称每次日本提出议和时，中国均告日本：“请与联合国言之。吾国乃联合国之一分子，不能与汝等单独谈判。”
有记者问：“战后日本是否将获准加入国际机构？”
宋答：“吾人希望日本能补过，不再从事全国性之切腹。”
记者问：“战后中国对于日皇将如何处置？”
宋答：“吾人望在俘获日皇之前，此一问题已先解决。”
记者问：“中国对于惩处战争罪犯及构成战犯之条件，有何见解？
宋答：“此并非和平会议，战争罪犯并非本会议讨论范围。”
记者问：“击败日本需时几何？”
宋答：“余亦希望获知此一问题之答复。”
记者问：“日本是否有领袖可能领导战后日本走人联合国家之途径？”
宋再称，“余之不幸经验，并未使余获得任何指示”，并说他亦希望此种领袖能够有出现。
在招待会上，顾维钧、王宠惠等人还回答了中国对于国际托管制度、国际法院及其他有关问题。
随即又有记者问：“中国是否期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宋子文答：“余答复此一问题将冒犯余之好友莫洛托夫君。”
记者最后请宋子文评论希特勒之死？
宋简明扼要地说：“独裁政治有其容易死亡之道。墨索里尼之死、希特勒之死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记者招待会是宋子文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举行的。当时宋子文身着深蓝色便服，话里夹杂了时髦的美国语调，所以深受记者欢迎。与宋子文坐得最近的是顾维钧，宋氏向他征求的次数最多；而遇有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则由王宠惠致答。王挺直身板，戴着一幅宽边眼镜，颇像一位法官。当时吴贻芳女士身穿朴素庄严的中国黑旗袍并围一条白色的颈巾。。胡适、胡霖则保持缄默坐在旁边一声不吭。中共代表董必武笑容满面，遇有直接有关问题，则从容作答。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此次记者招待会，当时给各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一旦措词不当，就可能引起盟国的反感；如不答复又给人以态度暧昧的印象。而中国代表的回答，一般印象令人感觉中国既坚持公正的立场，也期望与各盟国合作。
此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的另一表面印象则是，中国内部正趋于团结。一位英国记者对《大公报》记者说：
“今日所见情形，达成一个团结的中国似非难事。”
然而，外国记者当时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派出了联合代表团，但对中共派出的代表却百般挑剔，故意刁难。当时只允许董必武一人为代表，随行秘书为章汉夫、陈家庚；并处处加以防范，制定所谓宣传对策，甚至对中共代表的经费来源是否有美方团体资助也要“密加详查”。董必武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并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战绩；同时阐述中共的基本政策，给在美华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种种造谣和诬蔑。这些情况，彼时外国记者在宋子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然是看不出来的。
总之，那一次记者招待会是相当成功的。它成功地显示了宋子文的外交家风采。
4．赴苏使者--拒绝“外蒙独立”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在国际事务的圈子内敌我阵营分明，战争使反法西斯同盟中国与国之间团结空前，友谊益增。可是过分的亲近，结果也容易惹出麻烦来。
应该说，苏联自沙俄时代起，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特别是东北及其它地域的领土主权，即早有非分之心。
而当时，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26个同盟国之一，在完成对德战争胜利之后，本该无条件地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可是苏联却偏不。在帮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那种并非出以公心、出于友谊、出于同盟之友的非分之心，再次融了进去，甚而以抗日作为交换条件提到桌面上来。当时，这令蒋介石和宋子文头痛万分。
落后就要挨打！此语的确颠扑不破。
早在1943年英、美、苏三国首脑德黑兰会晤期间，斯大林就当着美、英首脑面前叫苦不迭，说苏联要承担起远东国际事务的重任来，却没有一个不冻港口。实际上他早已看好了中国大连的不冻港。罗斯福深领其意，遂以国际领袖之身份，保证战后让大连成为世界自由港，且由他去与中国政府商量。当时，罗斯福以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应该是会答应的。
待等到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秉承罗斯福之意访华，并向蒋介石提到了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的要求以及罗斯福提出的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建议。
当时蒋介石一听愣住了，许久没有说话。
华莱士又说：“我此次来华，就是要解决蒋主席与苏联的矛盾。苏方不好提出来，由我们第三方提出来。请您给予考虑。”
蒋介石笑了：“这样办吧，就由贵国充当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中介人吧。中国吃亏也吃到明处。”
华莱士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这是你们双方的事。我虽乐意成全，但不能做中间人。”
“你不做中介人，这事不好办！”蒋介石最后向华莱士表明立场。
于是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转眼时间又过了半年，苏联完成了对德作战的胜利。当时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首领之一，遂向苏联提出：苏方应就地由中国东北三省转入对日进攻。此时斯大林便向美国驻苏大使朗里曼先生解释说：“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任务是有条件的。我想这一点贵国总统是不应该不知道的！”
“请阁下再重复一下，以便我向总统汇报。”朗里曼先生十分慎重地再问一句。
斯大林只好明说：一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二是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三是租借中东铁路；四是承认外蒙现状，保持外蒙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于是“球”就这样被苏联踢给了美国。
1945年2月4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会晤中三国首脑秘密地对苏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共识，进而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人们常称的《雅尔塔协定》。
其中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其条件是：外蒙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千岛群岛交还苏联等。当时协定虽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和南满路等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促使该项内容得到中方同意，从而使苏联的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则表示准备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协定是一个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与，然而却事涉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三大国之间的协定。
显然这个决定应该是无效的。说得严重一些，它是几个大国借一己私利而出卖他国主权。可见中国当时虽然作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实际上还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对此，蒋介石心中亦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他当年内外矛盾重重，寻个靠山不容易，所以他不敢轻易与美英等大国“翻脸”，也没有实力“翻脸”。
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曾隐约知道美、英、苏背后干了什么勾当，但并不十分清楚内幕，便急于了解情况。于是，蒋介石把宋子文找来，给他面授机宜。
1945年3月6日，宋子文致电华盛顿转当时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总统。但美国方面的答复是：罗斯福总统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间的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有效地商议；此外在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就这样，美方拒绝了宋子文的赴美计划。
接着宋子文又于同年的3月10日急电罗斯福总统的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即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里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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