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对于宋蔼龄当时开出的价码，蒋介石没有反对，这或许正是他求之而不得的目标呢。于是，其后他在向陈洁如转述的时候说：
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牺牲来衡量的！……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或者不理汉口，继续进行北伐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
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格局。
蒋宋在九江达成谅解后，宋蔼龄就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倒汪助蒋、灭汉扶宁的一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一方面将孔祥熙从广州召回汉口，以便夫妻联手共同纵横以助蒋成功。宋蔼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做了分工。宋蔼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族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实现蒋来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助蒋，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
当时孔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于是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心目中的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宋蔼龄的倒汪活动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方面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方面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为到上海负责筹款。宁汉对立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请求。当蒋介石不得不抛弃宋子文，直接向上海金融界“借款”时，宋子文又拒绝为银行家们签发偿还“借款”的保证书。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一时又无计可施。不久，宋蔼龄也赶回上海，她暗中向蒋分析并献计：宋子文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宋子文素来自视甚高，对蒋介石靠贩卖破枪出身的新军阀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与汉口方面的许多人和事毕竟卷人太深，特别是与其三姐宋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讲，或是从伦理道德上讲，都将是他一向不屑于做的。为今之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压，使他不得不从；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掉所谓“叛徒”的罪名。另外宋蔼龄认为，宋子文虽然上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船，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出现的阶级斗争亦表示不满，对国民政府亦即武汉政府的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
蒋介石一听，连称妙计并当即依计而行。1927年5月，蒋任命特务处杨虎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处长。杨、陈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他一时感到十分紧张，以至不敢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步，否则便可能被捕似的。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令其没收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在蒋介石动用武力对宋子文蛮干的时候，宋蔼龄则配合默契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并发动母亲宋夫人与小妹宋美龄等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实行车轮大战，一起帮助他“洗脑筋”，晓以利害并促其反水，以维护整个家族利益等等。
当时宋蔼龄与蒋介石联袂实施的软硬两手，确使宋子文感到穷于应付，心情也极其紧张。当时，宋子文住在位于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寓所内，每天日坐愁城莫知所措。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访煌与动摇，宋子文已知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听从大姐的“劝告”与安排，表示与蒋的南京政府合作，并同意替蒋携带一封信，返回汉口交给宋庆龄，进一步动员宋庆龄脱离武汉政府站到蒋介石一方来。当宋子文于同年7月上旬离沪返汉时，宋蔼龄另叫宋子文给宋庆龄带去一个口信，恐吓她如果不与南京政府合作，蒋就会对她实施一个暗杀计划，到时她将有生命危险云云。
宋庆龄接到蒋介石的“劝降”亲笔信与宋蔼龄的恐吓口信后，却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她却为大姐与大弟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深感羞愤与痛苦。她要宋子文答复大姐与蒋介石，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她决不会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叛徒进行合作。宋庆龄当时的这个态度，无疑也是与宋氏家族的断绝。因为在数十天后，武汉政府垮台，蒋汪合流，宋蔼龄及孔祥熙成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大功臣，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等家族成员在大姐的带领下，先后均成为南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唯有宋庆龄不肯屈从于大姐的权威，成为蒋记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也成为宋氏家族的“叛逆”。
南京政府的建立，是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故。从此以后，宋蔼龄与宋庆龄姐妹俩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种政治势力，这两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政坛上的消长，也正是姐妹俩以及整个宋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自从大革命失败和蒋记南京政权建立后，宋庆龄已经与宋氏家族分道扬镰，这个时期以及其后的宋氏家族成员，已经不包括宋庆龄在内；宋氏家族在原先意义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均已消失殆尽，其封建性。落后性与反动性日益暴露，以致于逐步成为封建权势豪门的代名词。
2．坚贞不屈
1927年7月的武汉，人称“火炉”，烈日炎炎。天热得发狂，太阳一出来，地上已像下了火似的。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闷。晚上，西北方向有块云欲要下雨，可就是久而不落，又实在令人躁得难受。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政府的会议厅，正在召开一个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员们一个个摇着扇子，坐着都出汗。会议时而沉默时而争吵激烈，也乱得不行。主持会议的是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一把交椅汪精卫。他不顾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悍然召开这次会议。汪精卫此时一反往常，撕开假左派的面纱，把自己“反共分党”的嘴脸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
此会宋庆龄拒绝参加，仅派陈友仁代表她去发言，表明自己的立场。
汪精卫好像被蒋介石的屠杀吓破了胆，铁青着脸开场便说：“今天这个会议，不开不行了。共产党在那里杀人，我们不能不管了！关键在我们党内也有同情者。今天，我们要统一思想，制定计划，所以特开这个紧急会议。”
会议不免又是一阵沉默。
“我发表一下看法。”陈友仁站了起来。
“请讲。”汪精卫示意他坐下讲。
“我今天是代表宋执委来的，我的发言就是她的意见，同时我也赞同。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制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陈友仁侃侃而谈。
“不能笼统这样说！”当场有人起来反对。
会议顿时失控，乱成了一锅粥。
孙科也坐不住了，他甩下了帽子，立时火了起来：“我老子革命一辈子，把全部心血献给了革命事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他老人家的既定方针，也是你们在座的当时都同意了的。你们不念恩，倒又批判起他来了！”孙科越说越气：“你们说杀人，倒是有啊！不光杀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员也杀了不少啊！如今形势好转，又要闹独立、争军权、争地位，得不到又要成立南京政府。那么，我们武汉政府往哪儿摆？谁真谁伪，不是秃子头上趴虱子，明摆着吗！谁真革命，谁假革命，傻瓜都明白！”说到这里，孙科反问道：“孙中山的旗帜要砍掉，我们武汉国民政府还要不要？”
会场一时哗然……
与此同时，义愤填膺的宋庆龄，正坐在她的打字机前，面对着汪精卫的投蒋，面对着蒋介石的屠刀，面对着武汉国民政府的生死存亡，面对着中山先生的教诲，面对着全国人民的呼声掠耳……她正在起草自己的一份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声明开宗明义严正宣布，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他们所控制的国民党“违犯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她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以与国民党右派们划清界限，同革命的背叛者彻底决裂。
声明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出发，强烈谴责了叛徒们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指出他们“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摧毁了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
声明彻底撕破了叛徒们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伪装，明确地指出执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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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牺牲来衡量的！……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或者不理汉口，继续进行北伐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
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格局。
蒋宋在九江达成谅解后，宋蔼龄就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倒汪助蒋、灭汉扶宁的一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一方面将孔祥熙从广州召回汉口，以便夫妻联手共同纵横以助蒋成功。宋蔼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做了分工。宋蔼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族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实现蒋来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助蒋，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
当时孔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于是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心目中的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宋蔼龄的倒汪活动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方面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方面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为到上海负责筹款。宁汉对立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请求。当蒋介石不得不抛弃宋子文，直接向上海金融界“借款”时，宋子文又拒绝为银行家们签发偿还“借款”的保证书。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一时又无计可施。不久，宋蔼龄也赶回上海，她暗中向蒋分析并献计：宋子文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宋子文素来自视甚高，对蒋介石靠贩卖破枪出身的新军阀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与汉口方面的许多人和事毕竟卷人太深，特别是与其三姐宋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讲，或是从伦理道德上讲，都将是他一向不屑于做的。为今之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压，使他不得不从；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掉所谓“叛徒”的罪名。另外宋蔼龄认为，宋子文虽然上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船，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出现的阶级斗争亦表示不满，对国民政府亦即武汉政府的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
蒋介石一听，连称妙计并当即依计而行。1927年5月，蒋任命特务处杨虎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处长。杨、陈奉蒋介石的命令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他一时感到十分紧张，以至不敢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步，否则便可能被捕似的。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令其没收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在蒋介石动用武力对宋子文蛮干的时候，宋蔼龄则配合默契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并发动母亲宋夫人与小妹宋美龄等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实行车轮大战，一起帮助他“洗脑筋”，晓以利害并促其反水，以维护整个家族利益等等。
当时宋蔼龄与蒋介石联袂实施的软硬两手，确使宋子文感到穷于应付，心情也极其紧张。当时，宋子文住在位于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寓所内，每天日坐愁城莫知所措。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访煌与动摇，宋子文已知自己别无选择，只好听从大姐的“劝告”与安排，表示与蒋的南京政府合作，并同意替蒋携带一封信，返回汉口交给宋庆龄，进一步动员宋庆龄脱离武汉政府站到蒋介石一方来。当宋子文于同年7月上旬离沪返汉时，宋蔼龄另叫宋子文给宋庆龄带去一个口信，恐吓她如果不与南京政府合作，蒋就会对她实施一个暗杀计划，到时她将有生命危险云云。
宋庆龄接到蒋介石的“劝降”亲笔信与宋蔼龄的恐吓口信后，却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她却为大姐与大弟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深感羞愤与痛苦。她要宋子文答复大姐与蒋介石，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她决不会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叛徒进行合作。宋庆龄当时的这个态度，无疑也是与宋氏家族的断绝。因为在数十天后，武汉政府垮台，蒋汪合流，宋蔼龄及孔祥熙成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大功臣，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等家族成员在大姐的带领下，先后均成为南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唯有宋庆龄不肯屈从于大姐的权威，成为蒋记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也成为宋氏家族的“叛逆”。
南京政府的建立，是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故。从此以后，宋蔼龄与宋庆龄姐妹俩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种政治势力，这两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政坛上的消长，也正是姐妹俩以及整个宋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自从大革命失败和蒋记南京政权建立后，宋庆龄已经与宋氏家族分道扬镰，这个时期以及其后的宋氏家族成员，已经不包括宋庆龄在内；宋氏家族在原先意义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均已消失殆尽，其封建性。落后性与反动性日益暴露，以致于逐步成为封建权势豪门的代名词。
2．坚贞不屈
1927年7月的武汉，人称“火炉”，烈日炎炎。天热得发狂，太阳一出来，地上已像下了火似的。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闷。晚上，西北方向有块云欲要下雨，可就是久而不落，又实在令人躁得难受。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政府的会议厅，正在召开一个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员们一个个摇着扇子，坐着都出汗。会议时而沉默时而争吵激烈，也乱得不行。主持会议的是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一把交椅汪精卫。他不顾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悍然召开这次会议。汪精卫此时一反往常，撕开假左派的面纱，把自己“反共分党”的嘴脸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
此会宋庆龄拒绝参加，仅派陈友仁代表她去发言，表明自己的立场。
汪精卫好像被蒋介石的屠杀吓破了胆，铁青着脸开场便说：“今天这个会议，不开不行了。共产党在那里杀人，我们不能不管了！关键在我们党内也有同情者。今天，我们要统一思想，制定计划，所以特开这个紧急会议。”
会议不免又是一阵沉默。
“我发表一下看法。”陈友仁站了起来。
“请讲。”汪精卫示意他坐下讲。
“我今天是代表宋执委来的，我的发言就是她的意见，同时我也赞同。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制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陈友仁侃侃而谈。
“不能笼统这样说！”当场有人起来反对。
会议顿时失控，乱成了一锅粥。
孙科也坐不住了，他甩下了帽子，立时火了起来：“我老子革命一辈子，把全部心血献给了革命事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他老人家的既定方针，也是你们在座的当时都同意了的。你们不念恩，倒又批判起他来了！”孙科越说越气：“你们说杀人，倒是有啊！不光杀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员也杀了不少啊！如今形势好转，又要闹独立、争军权、争地位，得不到又要成立南京政府。那么，我们武汉政府往哪儿摆？谁真谁伪，不是秃子头上趴虱子，明摆着吗！谁真革命，谁假革命，傻瓜都明白！”说到这里，孙科反问道：“孙中山的旗帜要砍掉，我们武汉国民政府还要不要？”
会场一时哗然……
与此同时，义愤填膺的宋庆龄，正坐在她的打字机前，面对着汪精卫的投蒋，面对着蒋介石的屠刀，面对着武汉国民政府的生死存亡，面对着中山先生的教诲，面对着全国人民的呼声掠耳……她正在起草自己的一份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声明开宗明义严正宣布，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他们所控制的国民党“违犯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她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以与国民党右派们划清界限，同革命的背叛者彻底决裂。
声明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出发，强烈谴责了叛徒们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指出他们“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摧毁了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
声明彻底撕破了叛徒们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伪装，明确地指出执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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